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
——班昭《女诫。夫妇》
甥娆乐之要，务在迟久。苟能迟久，女乃大喜，亲之弟兄，爱之父母。凡能此道者，命日天士。
——马王堆汉墓竹简《天下至道谈》
（娆甥，读音rao，男女交媾之意。）
性的学问，用老学究式的术语来分析，大体上也可以划分为基础和应用两大部类。基础和应用的关系相当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二者互为需要，相携发展，但是技术的历史远远长于前者，也就是说，科学是后生的，是在技术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于科学发达后又成为技术的基础，促进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性学与爱学
我们将把性的基础科学定义为性学（sexology）；而把性的技术研究称为爱学（erotology）。性学作为一门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于一体的纯科学，其历史尚不足百年，但在西方经伊万。布洛赫、赫希菲尔德、霭理斯以及二战后美国的金西博士、玛氏夫妇等人的努力和贡献，已被广泛接受，如欧美一些国家的大学和研究院自七十年代以来就在培养性学博士了。纯粹的性学家的最大特征就是以科学的方式方法来探索性的“为什么……？”的答案。
相比之下，爱学（即性的应用研究）的历史却可以上溯几千年，能直接影响到人类两性爱情生活，而且每一个民族都积累了大量的爱学的知识与技巧。自六十年代美国发生“性革命”以来，爱学在西方已获长足发展。但我国目前仍把爱学视为洪水猛兽，性技巧仍属于研究与探讨的禁区。
不知道将来我们有没有高雅地、艺术地表现性技巧的可能性。
不知道我们社会何进才会出现“爱学工程师”或“爱学艺术家”之类为大众所急需的人才？
生养，还是养生？
性对于人，一个极显然也极重要的功能就是它的娱乐作用。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性的享乐功能才使人类发展成为一种感情丰富的文化动物；其它任何动物的交配都没有多少乐趣可言，纯粹出于生物繁殖的本能，所以它们永远也不会拍摄“黄色录像”，编辑“淫秽书刊”以及使用“下流语言”，一句话，它们永远是低人一等的“兽”，无可奈何地接受人类的剥削与宰割。
我以为：现代中国人口膨胀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性的享乐功能被压抑到极点的缘故，中国人的性能量只有一个发泄口——生育！肩负着最沉重人口担子的中国人仍在排斥几乎所有形式的“非生殖性行为”，如手淫、同性恋、口交、肛交等等，如何解释这一奇怪的历史现象很可能是今后许多博士论文的内容。今天需要逐步打破 “不准宣传性技巧”的禁忌，提倡避孕，提倡爱学，提倡性享乐。六十年代的避孕技术革命早已为性的享乐功能的独立奠定了基础，研究爱学，为性享乐提供技术上的保证，才能从根本上摆正人在大自然中和在文明史上的位置。
其实，头脑稍微清醒些的人一定明白，有些虚伪的正统性观念，在本质上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中国传统的，而是来源于西方性革命之前的基督教文明。中国人所接受的西方现代文化大都属于第一次性解放浪潮（1910－1920年代）之前的极其虚伪极其压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西方本世纪以来的开明思想（如提倡避孕、提倡性教育、提倡性学研究等社会改良）在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被介绍到了中国，可惜——用刘心武先生的话来说——这点可怜的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被历次政治运动粗暴地抹杀了。直到今天，即使从一些提倡性教育的人的嘴里，我们仍不时听到一句极其滑稽的话：“我们既要反对封建传统的性禁锢，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腐朽的‘性解放’、‘性自由’。”
何为性解放运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罗宾逊称之为“性的现代化”。性解放强调是人的解放，提倡性的享乐，把妇女从“繁殖机器”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无论怎么说也是一种进步。至于后来矫枉过正，使性革命走向性混乱，性解放走向性自由是另一回事了，它完全违背了妇女解放运动等的初衷。
西文性解放者追求自我的实现和自身的享乐而不是传统的生养后代，实际上完成了性模式由“生养——养生”的转变。
说到养生，即保养自身肉体以享受人生的列多乐趣，我们就不得不说及中国的房中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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